原本以為，志工自治是可以慢慢長出來的。
有人願意承擔，有人願意協調，有人願意把事情接起來，這個系統才可能運作。
後來才知道，不是每一個站上前的人，都是真的想做事。
那位隊長在選前頭頭是道。說起制度、分工、合作，樣樣都像那麼一回事。
等到真的選上之後，卻像換了一個人。
他說，太太不喜歡他當志工。也說，他不願意多花任何一分鐘在這裡。
一個星期，只能排一個下午的班。而且，只願意坐在展場。
聯繫、協調、承擔——那些原本屬於隊長的事情，他都不碰。
年初，我們把情況往上呈報。
得到的回答卻是：只要有其他志工願意做就好了，不必管隊長在做什麼。
那一刻，其實很多事情已經變了。
如果隊長不需要負責，如果所謂自治只是有人掛名，實際的工作還是落在員工身上，那這樣的自治，到底是什麼？
到了年中，情況沒有收斂，反而越來越壞。
他開始對員工大呼小叫。動不動就說自己認識誰，要立刻打電話找大老闆、小老闆來處理問題。
他並不明白自己的角色。或者說，他在意的根本不是角色，而是權力。
我們一次又一次溝通，也一次又一次往上呈報。
但事情沒有被真正處理。
最震撼的，是志工大會。
原本以為，那會是一個釐清問題的場合。沒想到，卻變成一場公開批鬥。
我們被放在那裡，聽著對方講了一個多小時。
到了最後，甚至還要我們承諾改進態度。
不適任的人，還是繼續當隊長。
該被看見的問題，沒有被處理。
真正做事的人，反而被推到前面，成為那個必須承受一切的人。
那時我第一次強烈感覺到，有些場合裡，最會說好話的人，未必真的是好人。
笑臉迎人的背後，也可能藏著驚人的惡意。
原來一個原本想要彼此支持的系統，真的可以被權力慾、鄉愿和卸責，一點一點扭曲。
而最可怕的，不是某一個人的失控，而是那麼多人明明都看見了，卻還是讓事情繼續下去。
那時候還以為，事情只發生在現場。
後來才知道，有些東西會留下來。